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文明理念已成共识

绿进沙退，水质提升，人们依靠绿色经济过上幸福生活。在首个全国生态日到来之际，新京报记者采访内蒙古、福建、浙江等多个点位，记录下各地如何开展生态保卫战，对症下药，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新举措。

内蒙古

打造草原生态修复样板

(相关资料图)

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境内的乌梁素海是阻隔乌兰布和沙漠与库布其沙漠连通的重要关口，也是关乎黄河中下游水生态安全的重要节点，但在十几年前，乌梁素海水质受到污染，生态系统出现危机。2018年，乌梁素海流域山水工程启动，1.63万平方公里范围，聚焦山、水、林、田、湖、草、沙七大生态要素，系统实施七大修复治理工程。

据内蒙古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副厅长郭心语介绍，修复重点包括乌兰布和沙漠综合治理、乌拉山矿山地质环境综合整治、水土保持与草原植被修复、河湖连通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农田面源及城镇点源污染综合治理、乌梁素海湖体水环境保护与修复、生态环境物联网建设与管理支撑七大工程。

当地开始在河套灌区实施控肥、控药、控水、控地膜，工业废水循环利用就地消化，可持续长效化控制面源污染；在湖区，则通过生态补水、芦苇加工转化、水体循环等措施，改善湖区水质，消灭内源污染。

目前，湖区整体水质已由2010年地表水劣五类达到地表水五类标准，局部区域水质已达到四类标准。巴彦淖尔市大气环境质量持续向好，2022年空气质量优良天数为322天，扬沙和沙尘暴发生的频度和强度实现“双降”。

内蒙古自治区锡林浩特市草原面积达2095万亩,中国第一个草地类自然保护区——锡林郭勒草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就在这里。而早年间，锡林浩特市也在为草原退化发愁。

地处锡林浩特市西北部的宝力根，因放牧场和打草场过度利用，同时受极端气候的影响，该地区存在植被退化、土壤沙化较严重的突出问题。除此以外，又由于人口增加以及草原鼠虫害频发等因素，导致天然放牧场退化沙化严重，出现零散分布的风蚀坑。

此后，当地开展了治理区修复工程。针对退化放牧场生态修复，治理范围达到1万亩。其中，0.7万亩中重度采取“免耕补播+施肥+围封禁牧+管护”措施，其余0.3万亩严重风蚀沙化草地采取“土地平整+设置草帘沙障+免耕补播+施肥+围封禁牧+管护”措施。针对沙化草地土壤贫瘠、有效养分含量低的问题，当地采取了施用有机肥措施。

据介绍，修复2年至3年后，退化放牧场植被盖度增加到40%-60%，干草产量提高50%以上。草群中多年生优良牧草比例增加，土壤有机质增加10%以上。同时，严重沙化草地植被盖度达到40%-50%或以上，治理区域植被盖度、植被高度和植被密度随着治理年限的增加而明显增加，风蚀得以控制，周边环境得到明显好转。

2021年10月14日，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五次会议上，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发布了《中国生态修复典型案例集》，“锡林浩特退化草原生态修复项目”作为唯一入选的草原生态修复典型案例，是联合国向世界推荐的可复制、可借鉴、可推广的草原生态修复样板。

福建

用“林票”变成“钱票”

三明市地处福建西部，在武夷山脉和戴云山脉之间，总面积达2.29万平方公里。三明市森林资源丰富，全市森林覆盖率78.88%，森林蓄积量1.91亿立方米，集体林占比高，是我国南方重点集体林区、全国集体林区改革试验区和福建省重要的林产加工基地。

山林得绿，林农得利。上世纪80年代，三明率先在全国拉开林改大幕，从“分股不分山”到“分山到户”，再到探索林业金融改革、林长制、林业碳汇交易、推动三产融合发展等模式。仅“十三五”期间全市共造林绿化109万亩，森林蓄积量增加2500万立方米。

2019年底，三明市制定了《林票管理办法》，探索以“合作经营、量化权益、市场交易、保底分红”为主要内容的林票改革试点。引导国有林业单位与村集体、林农开展合作，由国有林业单位按村集体、个人占共有林权的份额制发具有收益权的林票。

三明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有关负责人告诉新京报记者，林票共有四种模式，对现有林采用出让经营、委托经营模式，对采伐迹地采用合资造林、林地入股模式。例如，委托经营模式是由村集体、林农将现有林委托国有林业单位经营管理，双方约定分成比例，再量化成林票；合资造林模式是由双方在采伐迹地共同投资造林，村集体投资部分量化成林票。

据了解，林票作为收益权凭证，可以由村集体、个人持有到合作结束并按份额分配收益，也可以通过抵押贷款、市场交易等方式变现。

上述负责人表示，在实现生态价值方面，自深化林票改革，探索将国有份额纳入林票制发交易范围后，全市已累计制发林票5.55亿元，面积22.21万亩，惠及村民1.96万户、7.8万人，人均持有林票888元，带动试点村每年村财政增收5万元以上。

浙江

水基金“进村治水”

黄湖镇的青山村靠近浙江省北部山区，离杭州市中心42公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依山傍水的大片毛竹林，解决了当地村民生计问题。村民打好了经济算盘，却没算好生态账。

青山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林红告诉新京报记者，水源地周边山林属于村民承包或自留山，仅仅依靠宣传教育对村民使用化肥农药进行管控收效甚微。2014年起，当地政府联合大自然保护协会，通过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形式保护龙坞水源地。

张海江是大自然保护协会中国浙江项目主任。2014年，他曾与一些水资源专家在龙坞水源地和周边社区做了实地调查。在一份水质监测报告出来后，他们发现龙坞水库29项检测指标中26项达标，但总氮、总磷和溶解氧超标，水源地水质污染严重。

次年，当地政府进一步引进社会力量进村治水。大自然保护协会联合几家企业，组建了“善水基金”信托并获得33万元的资金捐赠，用于支持青山村水源地保护、绿色产业发展。这是我国首个水源地保护与治理公益项目试点。

林红介绍，村民可以作为投资人并与“善水基金”签署信托合同，将林地承包经营权以财产权信托的方式，委托给“善水基金”集中管理，评估后确定其份额。村民的身份不再是单纯的生产者，他们变为生态保护者，也成了信托的投资者。

“我们治理污染的手段也很简单，就是依托善水基金，以高于村民种植竹子收益的价格，把水库周边500亩林地使用权从43户村民手中流转过来。流转之后我们不做开发，只是对竹林进行集中管理，有效控制了农药、化肥的使用，以及林下植被的修复。林下植被的修复可以防止水土流失，让水看起来更清澈。”张海江说。

如今，“半月形”的龙坞水库碧绿澄清。水质从2014年的III类、IV类提升并稳定在I类水质标准。2017年，龙坞水库成为浙江余杭区政府划定的“饮用水源保护区”。

林红向新京报表示，“善水基金”信托每年平均支付给村民的补偿金约为172元/亩，相比村民自营时提高了20%。同时，水基金运营的直接收入超过100万元，为水源地保护项目提供了可持续的资金支持。

新模式的创新让人们眼前一亮。青山村建立水基金促进市场化多元化生态保护补偿案例也顺利入选第三批自然资源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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