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皇帝身后事：葬于贵妃墓，清代改帝陵

北京晚报·五色土 | 作者 许馨予

(资料图片)

明十三陵中的最后一座帝陵为思陵，是崇祯皇帝朱由检与皇后周氏、皇贵妃田氏的合葬墓。思陵的面积在明十三陵中最小，也是唯一的帝后与嫔妃的合葬墓。思陵之所以特殊，是因为此陵寝原本就是皇贵妃田氏的墓地，崇祯帝死后，李自成起义军就把崇祯帝葬在田妃墓，后来清朝才将其改建为帝陵。

思陵 摄影：甘南

在风雨飘摇中即位的崇祯帝，直到自杀时都认为“朕非亡国之君，皆诸臣误我”。后世对他的治国能力褒贬不一，但公认是勤政的。其实，封建王朝持续二百余年后，就已积弊重重，非个人所能挽回。崇祯帝的悲剧在于他是明末帝王，明亡的祸只能他来背。

从5月30日本版开辟“明陵秘境”专栏，到今天结束，共刊登了10期，把十三陵未开放的10座帝陵向读者作了介绍，以此纪念十三陵申遗成功20周年。

积弊难返 图治得乱

朱由检是明光宗朱常洛的第五子，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生，天启二年（1622年）封信王。与兄长朱由校的骄纵不同，少年时期的朱由检热爱读书，而且生活节俭。为节约开支，他常常派人到宫外采购食品和用品，而且会仔细询问账目情况，直到他做皇帝多年之后，说起宫外小吃价格，他仍记得很清楚。

被封为信王后，尽管不涉政事，但朱由检仍不得不处处小心。天启六年（1626年），权势正盛的魏忠贤展开了对皇后张氏的攻击，诬陷张皇后的父亲张国纪“谋立信王”，尽管此事最终并未波及朱由检，但使朱由检深刻意识到自己虽贵为亲王，仍免不了被宦官所制的愤慨和无奈。

崇祯皇帝朱由检画像

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二十四日，朱由检即皇位于中极殿，次年改年号为崇祯。或许是目睹了兄长不问政事，让魏忠贤和客氏手握大权的害处，朱由检即位后，将政务、军事、人事等各项大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尽管即位时实际年龄尚不满十六岁，却“太阿独操”，迅速铲除了魏忠贤和阉党在朝中的势力，一时间获得了“英容中兴之君”的美赞。

然而这位“旰食宵衣，恭俭辛勤”的君主却没能挽大明于将倾，他刚愎自用、敏感多疑，这也是后人认为他“图治”却“得乱”的重要原因。他笃信天命，刚刚铲除阉党后竟通过“枚卜”（即抽签）的方式选定内阁，自然灾害频发时，他没有办法减少危害，只能不断下《罪己诏》，寄希望于上苍的怜悯。幼年丧母，童年的经历使他难以信任他人，在朝政上便体现为频繁的人事调动和政策更改。朱由检在位期间，先后更换了50多位阁臣，六部和都察院官员的调动同样频繁，在政策制定上更是反复无常，曾任文渊阁大学士的黄景昉评价他“朝更夕改，自出而自忘之，先帝用人行政往往如此”。

史学家孟森有“思宗而在万历以前，非亡国之君也；在天启之后，则必亡而已矣”的论断。崇祯十七年（1644年），风雨飘摇的大明王朝终于走向了历史的终点。面对汹涌而来的起义军，朱由检坚持到“国君死社稷”。三月十八日，起义军已攻入城中，朱由检在宫中撞钟召集群臣，但无一人上朝。终于，朱由检明白自己已走投无路，遂穿上蓝色道袍，命皇后与嫔妃自尽，然后带着司礼监秉笔太监王承恩登上紫禁城后的煤山，在一棵歪脖子树上悬绫自尽，王承恩随后也在对面一棵海棠树上自缢殉主。据《明史》记载，在朱由检的怀中夹有遗诏，上书：“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勿伤百姓一人。”

朱由检的遗体被起义军找到后，由昌平州吏赵一桂主持丧仪。赵一桂东拼西凑，最后以募捐来的二百二十六两白银，将朱由检与皇后周氏的遗体一起葬入皇贵妃田氏的陵寝，开销仅为其兄长朱由校的万分之一。至此，持续了276年的大明王朝走到末路，这位最不像亡国之君的亡国之君，终与积重难返的王朝一起步入了历史的渺渺烟尘。

身为明朝末代皇帝，朱由检与人们心中“亡国之君”的形象相去甚远。历代亡国之君或残暴或昏庸，多数名声不好，而朱由检却得到了很多人的同情。《明史》评价他“在位十有七年，不迩声色，忧勤惕励，殚心治理……盛德度越千古，蒙难而不辱其身，为亡国之义烈矣！”

清建明陵 因陋就简

打着为崇祯帝报仇的旗号入关的清朝，自然不能对崇祯帝的后事置之不理。为收买人心，清廷将田妃墓改名为“思陵”，并于顺治元年（1644年）五月，下旨以礼改葬崇祯皇帝，并开始营建思陵地上建筑。

由于负责营建思陵的官员消极怠工，工程所需银两也迟迟不能到位，原任明朝司礼监掌印太监的曹化淳奏报顺治皇帝。在顺治帝的命令下，思陵地上建筑的修建才勉强完成，但“明楼、享殿之制未大备”。顺治十六年（1659年），对思陵进行了再次修缮，将崇祯皇帝重新入葬，并改谥为“庄烈愍皇帝”。乾隆十一年（1746年），重修了思陵的享殿、垣墙。到了乾隆五十年（1785年）重新修葺十三陵时，特命“重为修葺，悉如别陵”。在这次修缮中，其他帝陵的享殿面积均被缩减，只有思陵享殿从面阔三间、进深两间扩建为面阔五间、进深三间。享殿扩建后，二门、院墙及碑亭整体后移，最终形成了如今所见的格局。

走近思陵，祾恩门外伫立着两通石碑，较为高大的一通是思陵的敕建碑。另一通较为低矮的是“恭纪盛典之碑”，是为纪念顺治皇帝祭奠明陵修建的，在碑文中，顺治皇帝写道，“惟帝英姿莅政，志切安民，十有七年，励精靡懈。讵意寇乱国亡，身殉社稷，向使时际承平，足称令主”，可见顺治帝对崇祯帝敬重有加。当然这段话也有若干深意：清朝并不是有意来夺明朝江山的，而是帮你们“平寇乱”的。只可惜，寇乱虽平，明朝皇帝已“身殉”了，所以江山只得由我们来接着坐。两处石碑做工精细，碑身均刻有蛟龙，彰显着皇家风范。

进入祾恩门，院内荒草萋萋，一眼便能望到远处的圣号碑孤独地伫立在院落尽头，相比于其他帝陵依山而上、层层攀升的地形，思陵可谓“一马平川”。祾恩门前是一片空地，此前的享殿已荡然无存，只有阶梯、柱础等一些石构件保留下来。与兄长熹宗的德陵祾恩殿相比，思陵享殿没有升龙降凤的丹陛，只有简单的几级台阶。

圣号碑 摄影：许馨予

穿过享殿便到达二门处。思陵没有棂星门，整个院子仅被享殿后的二门分隔为两进院落。如今的二门同样只有少量石质构件保存了下来。紧接着便能看到石五供，思陵的五供与其他帝陵大不相同。其他帝陵中，五供多摆放于大型石案上，中间放香炉，两侧分别摆放烛台、花瓶。而思陵的五供却分为两套，前面的一套摆放在分开的石座上，中间是一座两足四耳的巨大方鼎，上面浮雕饕餮纹样，两边的烛台、花瓶亦分别刻有人物故事和饕餮纹样。后面的小五供则摆放于一张石桌上，案端为翘头式，案上有石雕供果五盘，分别为橘、柿、石榴、寿桃和佛手。与其他帝陵中供器的简约肃穆相比，思陵的供器体积庞大、纹饰繁复，在思陵狭小平坦的院落中显得尤为惹眼，平添一丝喧嚣与荒诞。据史学家推测，由于修建思陵的多为前朝太监，不熟悉帝陵规制，也不敢按照帝陵规制修建，便按照太监墓的标准修了五供，思陵的五供也确实与万历年间的田义墓及其他太监墓相似。还有一佐证，那就是太监墓尤其偏爱建造各种象征着多子多孙的“水果”雕塑。

在石五供的后面，便是方城和陵碑。思陵明楼原是乾隆年间修建的重檐歇山顶式建筑。20世纪40年代，明楼在战火纷飞中或坍塌、或被拆毁，材料或被用作修建炮楼，或被百姓捡走。1993年重新整修时，坍塌的部分均被拆除。如今的方城只剩下低矮的城台和孤独伫立的圣号碑。圣号碑是思陵内的最高建筑，是一座四螭龙碑首的方趺石碑，比其他帝陵圣号碑低矮很多。石碑底座没有采用须弥座，而是采用高浮雕，碑阳雕五龙，碑阴雕五麒麟，两侧雕狮子。

沿城台向下，便是宝顶。皇贵妃田氏的冢墓原来只是一个小坟包，崇祯帝葬入后，宝顶才被加高加大，在原本黄土堆砌的基础上，又用青砖进行加固。但与其他陵墓相比，思陵的宝顶仍显得小了许多。岁月荏苒，风雨侵蚀，如今也只有几棵清瘦的松树坚挺地生长在宝顶之上。

朱由检是历史上庙号最多的皇帝，南明和清政权为其选定的庙号有怀宗、思宗、毅宗、威宗，候补的庙号有烈宗、正宗、敬宗、乾宗等，后来清廷以“兴朝谥前代之君，礼不称宗”为由，去其庙号，改谥号“钦天守道敏毅敦俭弘文襄武体仁致孝庄烈愍皇帝”，简称为“庄烈愍皇帝”。庙号和谥号是后世对先人的定论——眼下，人们仍为如何评价这位最不像亡国之君的亡国之君争论不休，唯思陵俭朴而奇特的建筑不喜亦不惧地伫立在天寿山下，静看沧海桑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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